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 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天是父亲，虽然其形象模糊，无法对象化，但对后稷而言，天帝的真实存在恰是他的生命与荣辱之所系，必须用他岁岁耕祀来不断地重新加以确认与维持，暂时弥补那个原本的缺失。[16] 唐·库比特：《上帝之后：宗教的未来》，王志成、思竹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奇迹终于发生了，或者说是被接受了、被视而信之了。∕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这就意味着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据说，有时远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只苍蝇拍拍翅膀，也很可能引起印度次大陆上一项重要气象变化呢。当隘巷中的牛羊爱抚这可怜的婴孩，有一双手将他取回。

此德即源自姜嫄生后稷之德。马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大学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学人正应当对此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才能无愧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只是, 大学所容纳的儒学研究和传承并不是儒学的全部, 因为作为哲学的儒学不是儒学的全部。这是一切关心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人士的共识。从废止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不过十数年时间, 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 从中心退缩到边缘。在文化危机的总体形势之下, 儒学的学术发展应该突出什么课题以求复兴呢? 当然, 这一问题在现代儒学中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有了历史研究才能了解传统思想及其发展的全体大用, 有了思想建构才能结合时代使传统有新的展开, 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才能有本而日新。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 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 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

在这方面,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著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位于现代中国之意义危机的底部, 是此三种迷失的融合。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教育中, 通过古典教育的方式, 这一点已经有所实现, 只是不突出、不全面。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 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 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一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

所谓部分, 是说儒学的前途可部分地寄托在大学, 但不是完全寄托于大学讲堂( 自然, 大学哲学系的讲堂也不都是以儒学为内容, 这与古代以儒学为主的讲堂是难以相比的)。余英时不认为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有可能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 但他也认为儒学影响生活是可能的。不过, 就传统儒学来说, 其中本来包含着大量学术性和知识性研究的方面和部分, 汉唐经学和宋元明时代的经学中有着大量的此类研究, 即使是理学, 如朱子学传统中所包括的学术性著述也不在少数。自然, 甘居游魂, 也是现代儒学的一种选项, 即仅止于学院化的哲学论说, 但在余英时看来这就失去了儒学传统的一种基本性格。

这种对历史文化的关怀主要是指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温情敬意与同情了解, 对中国文化与儒学遭受的压制不满于胸, 关切儒学的前途和发展。甚至清代的王学也有考证学性质的著作。

所以,对于余英时的问题是不是儒学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讲论之间, 我们的回答是,现代儒学应该也可以利用大学作为建制条件以为自己发展的部分基础。一个具有儒家情怀的学者与一个纯粹的儒家哲学研究者之间, 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这就是有或没有对于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怀。

只有在文化上扬弃西方学术, 儒学才能在现代生存。文化观的问题必须用文化观的分析和论辩来解决, 文化观的问题不解决, 思想的重建、历史的研究就没有基础。而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所感受到的西方冲击, 绝不仅仅是军事技术的先进, 在全方位的节节败退下, 中国人渐渐丧失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 在心理上为西方文化所征服。而且, 古代的官私教育体制, 从国学、州县学乃至书院, 本来就是儒学讲学传承发展的基地之一。惟有从这个背景才能把握到: 新儒家学者在许多方面将自己关联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危机, 在思想化方面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危机, 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 造成了儒家思想生死存亡的大考验。

熊十力的新易学哲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但是, 从儒家思想家的立场来看, 则始终强调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危机必须从文化上来理解, 贺麟早就提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 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

而中国之所以复兴建国的展望, 亦因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从这一点来说, 在讨论重建儒学和社会制度的联系方面, 大学的作用应得到正面的肯定。

从而, 学术建设成为20 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 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贺麟这种从内在思想来理解近代历史的立场, 应该不是没有理由的。

1899 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 1901 年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 , 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 这些已经是对为科举服务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挑战。他认为, 现代的儒学( 主要指当代新儒家) 已经没有生活的基础, 而主要是一种哲学, 这一哲学取径的现代儒学重建, 其价值不容置疑, 但这种哲学化的现代儒学和一般人伦日用很难发生实际的联系10。在现代社会, 儒学的存在应尽可能地以教育为其基地, 通过将儒家经典的部分引入小学、中学,使儒家思想与价值透过教育途径, 植根于青少年的心灵。这是从传布的角度来看的。

2中国自近代以来之所以不能应付新的局势, 在外强压迫下屡屡失败, 内在的原因是这个时代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精神、思想的根本, 僵化停滞, 没有焕发出新的生命。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当记取古代朱陆对立的教训, 尊德性和道问学, 如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不可偏废。

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 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 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 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

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历程, 儒家思想才能在现代生存、复兴和发展, 正如宋明理学吸收融会佛教而发展出新的儒学形态一样。如前所说,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 重建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儒家思想, 清理、总结儒学传统, 使儒家思想得到复兴和新的开展, 是20 世纪儒学的根本课题, 这些课题无一不是学术研究才能承担的, 而大学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学术研究的最佳制度条件。

鼓励各种经典诵读的活动和以经典诵读为宗旨的组织,使国民从小培养起对包括儒学在内的经典的敬重之心, 熟悉儒家文化的价值资源, 倡导把传统价值与现代生活进行结合, 促进人伦日用的新的形式, 这些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教化。13 14 世纪的蒙古铁骑同样锐不可当, 但蒙古的军事优势并不代表文明的优势。有些论者因此便反对儒学的学术研究, 这也不足为怪。而不在于任一项的个别出现。

作为历史学家, 余英时注重思想与社会的联系, 从这个角度, 他多次就形而下、外在的社会方面观察了20 世纪的儒学困境。社会教化的途径即使在传统社会, 也不是固定的, 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这个工作不仅对儒家传统是重要的, 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迷失之解除也是重要的。显然他是把这一点看作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主要区别, 也将其视为现代儒学的根本困境。

他从思想史家的立场突出了新儒家思潮出现的背景。就儒学的核心部分即哲学思想而言, 其存续主要依赖于讲学和传承。